英国历史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结合教区档案、税务记录、报纸、回忆录等材料，对这个不识字的普通女性玛丽·艾马尔及其后五代人的故事进行了全景式观察，并围绕婚前协议的83个签名，发掘出与之相关的个人，以及与这个人相关的更多人，写成了《无尽沧桑：一纸婚约与一个法国普通家族的浮沉，—》这本书。澎湃新闻经理想国授权，摘发这本书的引言。
这是一部动荡岁月的历史，有三四千人参与其中。这是一座小镇和一个妇人的故事（也可以说包含了98个故事），妇人叫玛丽·艾马尔（MarieAymard），她不识字，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终其一生都住在这座小镇上。这也是一个大家族的故事，它跨越广阔的空间、贯穿18-19世纪的历史，涵盖玛丽·艾马尔以降的五代人和他们的多舛命途，随着玛丽·艾马尔的玄孙女于年去世而告一段落。这段历史将带领我们探索当代历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以及过去的人们生活的无限边界。
小镇名叫昂古莱姆（Angoulême），位于法国西南。玛丽·艾马尔在世的时候，这镇子充满了“不安”的内斗和无穷无尽的法律金融“事件”，因而远近闻名。两代人后，这座镇子依然像巴尔扎克在其称为一台“三四千位名人参演的戏”的一系列小说中写的那样，是“一潭至死的死水”。巴尔扎克在《幻灭》（Lesillusionsperdues）一书中说，摆脱乡巴佬的气息就是“洗掉身上的昂古莱姆味”（sedésangoulêmer）。
这段历史开始于年冬天的两份文件。其一是一份经玛丽·艾马尔证实的代理授权（用她自己的话说，属于她对丈夫之死进行的一系列“调查”的一部分）。她丈夫是个木匠，早先移居到了格林纳达（Grenada）岛，在那儿成了个奴隶主，至少她听人说，“他手下有若干黑人”。其二是一份婚前协议，是几个礼拜后玛丽·艾马尔的女儿和一位裁缝的儿子结婚时所立，昂古莱姆镇上有83人在协议上签了名。这两份法律文件或者说协议由小镇上的一名公证人起草，是本书故事的起点；这个故事从一个人出发，讲到她本人的关系网，再讲到这个关系网所涉人物各自的关系网，最终构成一场大型历史探索、一部邻近性视野下的现代历史。参与这段历史的有巴黎蒙马特（Montmartre）一个穷困的女裁缝（她同玛丽·艾马尔孙子的孙子是同代人），有她的一个当街头小贩的姐妹，有塔希提海军中的一位药剂师，有勒芒（LeMans）的一位身败名裂的银行家的寡妇，还有迦太基的红衣大主教。
这个家族的命运出现了意外的变故，其熟人和邻居的故事也一样；这部历史与《贼鹊》（Lagazzaladra）异曲同工：恰似一只飞来飞去的喜鹊，偷得各色茶匙、碟子和闪闪发光的簇新钱币。这部历史是无限的，或者说开初是如此，因为平凡人的一生中的信息、变动和经历是无穷无尽的。它探索了空间和社会关系中的邻近性，其起点是玛丽·艾马尔一家，是在年那份婚前协议上签名的83个人组成的更大的社会网络，是同年在镇上堂区的各种登记簿上留过名的人们——这是一个更大的群体，共有人。它还探索了时间中的邻近性，讲述了该家族一代代人相互交叠的人生，一直讲到法国大革命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和19世纪的经济变革。这场探索起源于对他人生活和人生的兴趣——他们经历了什么，其经历意味着什么，起源于对历史研究无限可能性的兴奋而疲惫之感。
玛丽·艾马尔和家人的这部历史是一趟时空之旅，同时这部历史也是因我本人的一次旅行而起。年夏天，我偶然走进佛罗伦萨的一间书店，偶然看到了卡洛·金茨堡（CarloGinzburg）和卡洛·波尼（CarloPoni）登载于《历史笔记》（Quadernistorici）一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则宣言，倡导传记学要从底层做起，换言之就是提倡历史要充满个体和故事，而非一定要围绕伟人和名人书写。这则宣言令我产生了做历史研究的愿望。15年后的昂古莱姆，在紧邻火车站的夏朗德省档案馆这个并不浪漫的地方，我被一份份档案所迷住了，从此深深沉迷于它的魔咒中。
历史研究在年以来的40年间发生了巨变，今日的研究方法已经迥异于从前，而这也是本书故事的一部分。我常常流连于昂古莱姆市档案馆网站的虚拟空间中，有时也会分心沉迷于回忆，怀想年春天以来这个不同的日子。我的手抄笔记已经积累了页之多，但那种触摸个体人生故事的感觉、那种可能性无穷无尽的感觉依然存在。“eilnaufragarm’èdolceinquestomare”——能沉浸于这样一片海洋中是一种快乐。
《无尽沧桑：一纸婚约与一个法国普通家族的浮沉，—》
这部历史从头到尾都在与小说家和小说发生邂逅。这是一系列未完的故事，如同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Sterne）的小说《多情客游记》（ASentimentalJourney）一般没有结局；98个故事中有一个讲的是一只小斑点狗，小狗原本属于斯特恩的女儿莉迪亚（Lydia），但年在昂古莱姆一条寂静的街上被人拐走了。在《幻灭》里，正是在这条街的街角上，发生了一系列极为惨烈的事件；而玛丽·艾马尔的孙女当中有六个年时便住在这条街上。19世纪，这个家族里的人以生命书写的历史仿佛埃米尔·左拉（émileZola）那部媲美《人间喜剧》（LaComédiehumaine）的《卢贡·马卡尔家族》（Rougon-Macquart）——在这部巨著中，一位女家长的子孙走出一座似乎与世隔绝的乡下小镇，家族五代人遍布法国的各个角落。
不过，《无限的历史》讲述的故事并不带有命运色彩，其中的角色也没有逐步成长的意味。这个故事是“扁平”的，是“实证主义”的，如同左拉笔下的自然主义小说；这是一项“对事实和事物的严谨研究”。这本书开始于对当下的观察和对历史上的个体作出的一种假设：人无一例外，皆是存在于各种关系间或交易、消息和信息的网络间的。不关心当下便“无法理解过去”，这是马克·布洛赫（MarcBloch）在年写下的话，而对于一个研究中世纪农村的历史学者而言，观察田地形状的重要性不亚于读旧档案。观察街上人们的谈话和沉默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十分重要：此刻就环顾一下四周吧，你会看到，每个人都在讲故事、看图片、发信息，几乎无一例外——然后再问问自己：要是生活从来就是如此，世界会是怎样？
真正让我一头扎进这本书和这场历史之旅的，与其说是那份代理授权，不如说是年玛丽·艾马尔女儿的婚前协议。那场婚礼和那些名字有一种令人魂牵梦绕的无限魔力。两页的签名用了各种墨水和各种花体字，有“罗丝玛琳”（Rosemarin）这样的小孩的名字，也有“马歇·德·拉沙佩勒”（MarchaisdelaChapelle）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有些名字挤成了一团，有些名字难以辨识；纸上的83个名字仿佛83个活生生的人。正如亚当·斯密所谓的“人类社会游戏”：“每个个体都有自身的行动原则。”
因此，要把玛丽·艾马尔的故事扩展成一部更广大的现代历史，第一步便是研究在婚前协议上签名的这些人，研究其各自的社会关系。这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何会在年12月那个阴沉的午后齐聚一处？研究签名之人的历史是一项矛盾到令人不安的工作，在研究中得要靠名字来寻找个体，这是一个充满错误、重复和偶然、需要把登记簿读上一遍又一遍的过程。这是一种侦查工作，混杂着对他人生活过分的兴趣、一大堆混乱的身份，还有各种关系，单纯靠往后或往前做更远的探索，是无法理解这些关系的。于是，这又进一步需要对昂古莱姆的社会关系做更大范围的研究，或者说乍看之下绕来绕去又回到了秩序性上。于是这项研究提供了一张清单，将社交网络加以视觉化：所有或是当时在场，或是在昂古莱姆公教堂区年的登记簿上留下姓名的人，共同组成了一个虚拟社会，成员共有名。这项研究使玛丽·艾马尔和83位签名者的故事所处的人群在一定意义上（或者说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
后续的展开（包括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则是历史研究的延伸，不是空间或社会关系空间意义上的延伸，而是时间意义上的延伸。归根结底，要弄明白这都是些什么人，就要搞清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于是，故事就成了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之前数年的昂古莱姆，关于18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法律事务，关于法国大革命时镇上的情景，关于在革命期间和拿破仑治下玛丽·艾马尔的子孙们无常的命运，关于19世纪信用、税收、殖民地和教会如何共生与制衡的历史，这部历史是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小镇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的视角出发写就的。和19世纪的无数历史一样，这也是一个关于革命政治、移民社会变动和经济机遇的故事，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停滞的故事。这是一部借由这些个体以及与之相连的人们的人生演绎而成的现代变革历史。
一个关于信息的故事
“样样事都很严重、很危急、很紧要。”年，玛丽·艾马尔的孙子在做民事登记时宣称。这话记在大西洋港口城市巴约讷（Bayonne）的出生登记册的一条页边注记里；“记录中的全部表述都应当与最确切的事实保持一致”。这些通用档案记录的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记载着平凡人的生活，是这项研究的核心。有些档案虽只是一串串名字和日期，其中却藏满故事。这些档案都是可以被当作文献和历史来读的，既可以被简化成数字，也可以用全套的历史研究手段、脚注和史料批判加以装点。
这些登记出生、结婚、离婚和死亡的册子又引出了其他一些甚至更为简陋的档案和经济生活方面的记录：刚刚在昂古莱姆一系列古老的税“岛”上开始普及的缴税登记，记录了谁住在谁的隔壁；年夏朗德的一位档案管理员在一间阁楼里发现的“一本本”“一捆捆”“一袋袋”的下层司法（subalternjurisdiction）报告，上面积了一层“极难清理的灰尘”；各种公证人法律文件、关于权利和继承期望的记录；记录着大革命期间财产状况和谁买了谁的房子的登记簿——还有19世纪的一系列人口普查、地籍、抵押和继承档案。
这一历史从一开始便是一次与主导当代信息社会的手段的邂逅。它
